一体推进“三不腐”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腐败是危害党 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的最大毒瘤 ，反腐败 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开展了史无前例 的反腐败斗争 ，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
反腐败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新征程上，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党 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始终发扬彻底 的自我革命精神 ，一刻不停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一体推进 ，同时发力 、同向发力 、综合发力 ，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 、不变色 、不变味。
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
新时代十年 ，根据党中央部署，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坚持重遏制 、强高压 、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 、有腐必惩 。据统计 ，十年来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 ，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
经过坚决斗争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腐败存量得到有力削减 、腐败增量得到有效遏制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历年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全部贪腐行为仅发生在党 的十八大前的纯腐败存量的占比逐年大幅减少，由2013年的80.2%下降至2021年 的4.7%。
十年反腐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但对腐败 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 ，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将“遏制增量”提至“清除存量”之前，而且要求更加有力 。对待腐败存量 ，报告用“清除”替代了以往 的“减少”，彰显了党中央对待腐败问题零容忍 、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的重要部署，督促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处置问题线索和查办案件 ，形成督办报告；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建设全国行贿人信息库 ，研究建立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 ，加大对行贿人的惩治力度 ，着力斩断“围猎”与“被围猎”的利益链条 ；做好2022年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统计分析，分析腐败增量和存量的变化趋势，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重点领域、易发环节，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 ；研究制定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五年工作规划，紧盯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反腐败重点问题 ，扎实开展专题研究，服务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 ，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
反腐惩恶零容忍！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范一飞 、张福生、付忠伟 、纪国刚、张晓霈、周建琨、李春生等中管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持续深化整治国有企业、金融 、政法 、粮食购销等权力集中 、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 的腐败 ，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 的行业性 、系统性、地域性腐败，坚决惩治各种损害群众利益 的腐败问题，努力让那些反复发作 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 ，让一些滋生 的新问题难以蔓延 ，坚决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 。
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强化对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 、稳定性 、长期性 。要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 。
党 的十八大以来，从修订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到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到印发《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目前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这些法规制度把防治腐败的部署要求 、经验做法转化为制度规范，形成前后衔接、左右联动 、上下配套、系统集成的法规制度体系，为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提供了坚强制度支撑 。
法规制度 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检查，增强制度刚性 ，贯通执纪执法 ，强化综合效能 ，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 ，坚决防止“破窗效应” ；扎实做深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 ，坚持以案促改 、以案促治 ；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层层设防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 ，研究开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工作，增强监督刚性；结合纪检监察职能职责 ，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增强对公权力行使 的制约监督 ，不断完善受贿行贿一起查制度，健全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的制度机制；以强化监督促进执行，增强法规制度 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让法规制度 的力量在正风肃纪反腐中得到充分释放 。
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
“干了违纪违法 的事，你将悔恨终生”“很羡慕你们还有继续给党工作 的机会”“后悔没有真正把思想用到正道上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警钟60秒》栏目中，一个个“落马”官员 的忏悔视频触动人心 。
“这些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在今后工作中，要以案为鉴，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这种警示教育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拧紧了发条 。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的实施意见》等。江西上饶市充分运用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等红色资源 ，打造“上饶红廉地图”；海南五指山市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党课进机关”活动 ，举办警示教育巡回展，动态更新干部廉政档案强化精准监督 ；浙江杭州市上城区依托辖区历史文化资源 ，精心打造“宋韵颂廉”云平台，让展览馆里 的文物、微景观的遗迹、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推动形成处处见廉 、人人学廉 、时时倡廉的浓厚氛围 。
文以化人，廉以养德 。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 ，廉洁从政 的思想道德基础不断夯实。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 ，不仅 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 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的重要方略。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 的有机整体 ，必须统筹联动，增强总体效果。
踏上新征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严厉惩治、规范权力 、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能力和水平 ，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东西问丨霍巍 ：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 ：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 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 ，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 。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 、藏文献和极少量 的吐蕃金石 、简牍材料 ，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 、文明起源 的关键性问题 。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 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 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 的世界样本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
中新社记者 ：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 ？中国对西藏地区 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 ，在西藏和平解放前 ，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 ，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 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 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 ，但总体而言 ，科学性不强 ，比较零散 、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 、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 ，但真正科学意义上 的西藏考古工作 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 的卡若遗址为标志 ，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 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 ，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 的海贝制作精致 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 ：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 ：西藏考古 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 ：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 ，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 、文明起源 ，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 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 ，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 的文明创造 。在5000年前左右 ，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 ，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 ，随后引进了青稞 。
即使 是进入有文献记载 的西藏历史时期 ，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 、丰富着西藏历史 。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 。这块石碑 的发现 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 ，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 、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 的考古发现 ，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 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 、高原丝绸之路考古 、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 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 ，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 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 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 的存在 ？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 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
霍巍 ：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 ，也就 是公元7世纪左右 ，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 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 。王玄策和他 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 的帮助下 ，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 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 是关涉出使路线 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 。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 的遗迹 ，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 的遗迹 ，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 ，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 ，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 、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 、涂满了酥油的碑刻 。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 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 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 的“神灵” 。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 的文字逐渐显现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 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 。这方碑刻虽已残损 ，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 ，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 的特点 。经考证 ，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 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 的唐代碑铭，也 是唐—吐蕃—天竺道路 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 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 ，长期被认为 是“人类生命禁区” 。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 ，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 的人类学依据 。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 ，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 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 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 。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 ，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 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
如早在5000年前 ，卡若遗址 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 ；唐代 的文成公主 、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 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 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 ，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 ，西藏文化 的底色 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 。(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 ，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 、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 彩神彩票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