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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解码兔年 | 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历经疫情考验 的人们心怀希冀。自2023年1月18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解码兔年”系列稿,探究春节文化 、“双立春”等的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敦煌1月20日电 题 :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

  ——专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

  中新社记者 丁思

  临近中国农历兔年春节,萌态可掬的兔子造型层出不穷 。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中 的“三兔共耳”图存世千余年 ,绘制了共用三耳、循环追逐的三只兔子 ,这或许 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 的兔子造型。这一图案 ,也出现于巴基斯坦赤陶浮雕 、叙利亚 的多色陶瓷 、欧洲教堂彩绘玻璃,乃至一些西方现代建筑中。

  “三兔共耳” 的创作源起是什么 ,有何寓意 ?为何能在中西广受认同?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视频:【东西问】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来源 :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

  中新社记者 :目前,现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 的“三兔共耳”图案有多少个?它们 的造型 、纹样有何不同?

  赵燕林:“三兔共耳”的装饰图案广泛分布于古丝绸之路沿线 的亚欧大陆各地 ,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 。从时代分布情况来看,壁画中“三兔共耳”发端于隋初 ,流行于初唐和中晚唐时期,最终消亡于五代 。

  莫高窟共发现有20个洞窟绘制有这一图案 。其中,17个绘制在洞窟藻井图案中 ,4个为天宫栏墙装饰图案 ,还有1个绘制于藻井垂帐纹 ,共出现22处 ,隋代洞窟占比最多,共9幅 。

  总体来看,隋代初期此类图案尚显生涩,而至隋代中晚期则极尽繁华 ,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被认为 是该纹样 的杰出代表 ,也是大众最为熟知 的一幅 。

莫高窟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 。敦煌研究院供图

  “三兔共耳” 的图案主体构成呈圆形,三只兔子以等边三角形均匀分布其中,两两共用一耳,呈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奔跑 、相互追逐,首尾相接 ,动感十足 ,造型优美。早期图案中 的兔子 ,以白色居多 ,唐代逐渐出现了黑色 、灰褐等色 。

  中新社记者 :该图案为何 是三只兔子?有何寓意 ?

  赵燕林 :“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有着特殊寓意 。《道德经》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三只兔子有往复循环、繁衍生息的涵义 。“三”又与佛教涅槃思想吻合 ,三兔像是“前世”“今生”与“来世” ,有“循环”“轮回”之意 。

  同时 ,古人眼中 ,“兔”的内涵也很丰富。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物性》中说:“兔舐毫望月而孕 ,口中吐子 。”明代徐树丕在《识小录》中云:“俗曰:兔无雄 ,望月而生也。”古人认为世间所有兔子都为雌性 ,只有月亮中 的兔子为雄性,加之兔子繁殖能力极强 ,自古便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 。西晋傅玄《拟天问》曰 :“月中何有 ,白兔捣药” ,又说 :“月为阴水 ,白兔之形” 。古人认为月是“阴水”,还 是白兔 的化身 ,故《隋书·天文志》说 :“月为太阴之精 ,以之配日 ,女主之象也” 。所以,藻井图案中兔子 的形象,也有“月神”与“阴水”的意涵 , 是“以水克火”的延展。

  另外,汉魏以来,图谶瑞应思想极为流行,有着向朝廷进献“祥瑞” 的传统 。白色的鹿、兔子等世间稀有罕见, 是吉祥 、祥瑞 的象征 。经过魏晋南北朝战争,隋初人口相对退减 ,多子多福 、生生不息成为普通民众朴素的期盼。藻井是莫高窟洞窟中最为核心 的位置 ,将“三兔共耳”图案绘制在最中央 的藻井中 ,也是寄托了洞窟功德主们 的美好愿望 。

莫高窟第302窟“三兔共耳”栏墙纹,这 是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 的实例。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有何源起,其创作手法有何特点?

  赵燕林 :研究发现 ,“三兔共耳”图案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纹样十分接近,例如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器上的类似装饰图案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敦盖、漆器上出现的三兽纹等,最为突出 的是汉代瓦当上 的三雁纹,以及画像石上 的三鱼共首纹等。

  其创作手法是中国传统的“共生” ,即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同造型元素 的相同部分叠加重合在一起,在构成新图形的同时 ,不破坏单体结构的完整性 。中国历代纹样作品中,有大量 的共生图案 ,内涵也多与生命繁衍 、祈福相关。

  “三兔共耳” 的“共生”创作手法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宇宙观 。中国古人重视天文,有星象崇拜,“三兔共耳”有自秦汉以来“三圆三方”宇宙模型 的影子,即由中心三个圆外切三个正方形 的叠涩构架而成,体现着天圆地方、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念 。

莫高窟第305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及其“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结构示意图  。敦煌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记者 :“三兔共耳” 的传播路径有无定论 ?该图案为何也在西方社会受到认同?

  赵燕林: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和商贸文化重镇 ,世界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在这里相会 ,不同民族与文化交流交融 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重要特征 。存世最早 的“三兔共耳”图案正 是出现在敦煌 。

  学界多认为 ,这一图案 是从中国自东向西传播 ,其以古代中国 的传统文化为渊薮 。有部分学者猜想其源于中原,后从蒙古帝国西征时 ,从敦煌沿丝绸之路同时向蒙古国、印度、中亚各地传播,后从中亚 、西亚向非洲 的埃及、欧洲各国传播 。也有学者提出, 是战争把它带至西方社会。

  该图案究竟源于何处 ,缘何被带至西方?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世界很多民族都有月亮当中有一只兔子 的传说 。

  随着时间演变 ,“三兔共耳”出现在伊斯兰圆章模印玻璃、阿富汗的金属盘 、伊朗 的托盘、科威特 的瓷砖画、德国教堂 的钟表 、英国教堂的玻璃窗上 ,成为当地宗教 、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中 的图饰 ,沿用至今。

巴基斯坦斯瓦特赛杜沙里夫遗址“三兔共耳”浮雕(9—11世纪)。采自《三只野兔 的神奇旅程》。受访者供图

  该图案对于西方民众意味着什么 ?一些西方学者做了调查 ,甚至专门有团队出版了《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等研究文集 ,他们认为“这幅图具有神秘的力量” ,能够为人们带来无限遐想和吉祥的寓意。由此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 ,人们对艺术魅力的认同与对生活 的美好祈愿 是相通的 。(完)

  专家简介:

  赵燕林,甘肃省甘谷县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在《敦煌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艺术设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出版著作3部。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石窟艺术 ,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日本《比较民俗研究》等期刊发表“三兔共耳”相关研究论文5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等研究课题4项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多项课题基金 。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 。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 ,加入中新社大家庭 的情景 ,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 的我 ,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 的同学相比 ,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 。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 ,社领导 、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 、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 是天津市区 。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 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 :“要 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 ,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 。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 。第二年 的春天 ,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 。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 是次会议 。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 。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 ,更使我忐忑不安 ,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 ,抽空了解了我 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 的指导,真 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 ,常驻杭州 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 。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 ,品尝龙井新茶 。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 ,享受龙井的美妙 ,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 。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 ,免去晚饭还不行 。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 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 ,永远记得 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 ,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 的了 。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 的症状” ,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 。印象最深 的 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 。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 ,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 ,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 。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 ,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 ,包括分社负责人 ,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 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新时期。上海曾经 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又是全国工业基地 ;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对外开放的方针中 ,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 。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 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以进口矿砂为原料 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 。在这样 的背景下,上海分社 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 ,实际上却 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 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 。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 ,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 的“任务” 。但 是他私下对我说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 ,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 、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 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 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 ,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 !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 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 的明确 ,效果显见 。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 、“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 、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 ,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 。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 的变化 ,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 、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 的专电 ,评述中国时政 。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 ,不胜钦羡 。我本专稿部出身 ,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 ,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 ,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 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 ,他们 是我的益友 ,更 是良师 。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 。我毫无思想准备 ,心中茫然 。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 。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 。一来采编业务是我 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 。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 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 ,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 的培养、帮助 ,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 :“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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